焦点访谈：救命设备（AED）莫成“摆设”
有人可能在公共场所看到过这种器械，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，怎样使用。它是自动体外除颤仪，英文简称AED，是对付心源性猝死的急救器械。目前中国心源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每年有50多万，其中中青年不在少数。在猝死患者的急救中，AED的使用，能极大提高抢救成功率，但实际生活中，因AED的缺失而延误抢救时机的案例时有发生。那么我国公共场所AED配置和使用情况怎么样？它起到作用了吗?《焦点访谈》记者带着这些问题，开始调查。
2017年6月12日，一个20多岁的男子在上海地铁突然倒地，呼吸停止、心跳停止。地铁站广播发出求助，女乘客蒋菁赶到现场对他进行心肺复苏。蒋菁做过8年的外科医生，又曾学习过心肺复苏等初级急救。然而，心肺复苏效果不明显。这时，上海地铁站工作人员拿来了AED，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。经过除颤，这位青年男子得救了。
和他有同样经历的还有一位加拿大籍旅客。2017年5月2日，刚刚到达浦东机场，这位旅客心脏骤停突然倒地，幸亏同伴相助，做心肺复苏和并使用了机场配备的AED，才挽回了生命。
从这两个事例来看，AED在心脏病急救方面还是比较有效的。那么AED救的是哪一类危急重症呢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介绍：“血管快速由血栓导致狭窄的时候，出现了极快而不规则的心率失常，叫心室颤动，它已变成一种相当于心脏停止跳动、不能射血的一种蠕动的状态。它实际上是由于血栓导致缺血，直接导致猝死的原因。”
这种危急重症是一种心源性猝死。我国每年有超过54万的人死于这种疾病，其中80%的病人都出现过室颤。
胡大一告诉记者，急救心源性猝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及时用除颤仪除颤：“对这种快速导致猝死，极快又不规律的心室颤动，那就用直流电击。直流电让整个无序快速蠕动的心脏停止，重新给心脏正常指挥，指挥心脏运作就起死回生了。”
除颤仪虽然有效，但据报道，在我国，像心源性猝死类的患者成功抢救率却不足1%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急救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时间仅有短短的4分钟，4分钟内除颤，患者生存率可达50％，但如果时间延迟，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幅下降。4分钟内没有急救措施，即使病人存活下来，也极有可能造成脑死亡。由于交通状况等原因，急救车4分钟内很难到达现场，而AED则可以弥补这个缺失。
AED对于中国来说还属于新生事物，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欧美国家已经对急救队员、消防员、警察等急救工作群体及普通民众进行AED使用培训，在人群聚集地、心脏病易发场所也配置了AED，比如，机场、车站，甚至有些飞机上也配置了AED。
据了解，美国平均每10万人配备317台AED；日本每10万人配备235台。有数据显示，配置AED，急救效果明显。如，美国芝加哥一国际机场心脏骤停患者急救存活率达到64%。
2006年前后，AED进入我国，公共场所开始配置AED。目前，北京上海两地有记录的将近2000台。大连、杭州、南京、海口、深圳等少数城市的公共场所配有少量AED。
在北京，记者走访了多个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。
北京地铁，2016年累计客流30亿人次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这里没有心脏除颤仪；
首都机场，2016年累计客流量9000万人次，据了解，这里是北京配置AED最集中的地方，工作人员表示，整个机场各个显著位置都有AED；
北京西站，2016年累计客流量超过1亿人次，记者发现这里没有配置AED，但有专业医护人员和专业除颤仪；
中国高铁，2016年累计客流量14亿人次，工作人员说，高铁列车的每一名乘务员都经过红十字协会培训，包括心肺复苏以及人工呼吸。记者了解到，高铁有应急救护预案，有急救药箱，但并没有专门针对心脏骤停的急救设备AED。
较高的价格，是AED在我国普及推广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。那么，如果有人免费捐赠，是不是就没有障碍了呢？
“你能安排人值守吗？万一丢了谁负责？有人乱用怎么办？”这是某公园对AED捐赠者的答复，免费捐赠都不愿意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台贵重仪器，放在公共场所便于随时取用的地方，而且事关生死，怎么维护和怎么管理，谁来负责，这是个问题。
但是，即使承诺维护和培训，AED的捐赠仍然没有被接受。一个名为“急救科普人”的公众号在微信中发布：“我个人想给我家附近的某地铁站捐赠一台AED，更愿意去做培训和维护，但一年来，同样是杳无音信。”
中国红十字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郭建阳认为：“主要还是在法律政策方面缺少一些保障，第一关于公共场所配备AED，没有强制性的这样的要求和规定，所以大家特别是一些公共场所的负责单位、管理者没有主动性；另外还有一点，在我们国家还是给它列为医疗器械，医疗器械有一个明确的要求，只有医务人员可以使用。”
AED须由医务人员使用的这个规定，是中国AED应用少的主要原因之一。“AED是一个自动体外除颤仪，是一个傻瓜机，真的是没有必要列为医疗器械，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松绑，把它列为民用医疗设备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，就能够说至少在法律上没有那么多的瓶颈。”郭建阳说。
AED的操作像傻瓜相机一样简单。在现场，识别患者没有呼吸和意识后，迅速呼喊，请人拿AED，同时呼叫120，然后开始做心肺复苏。拿到AED启动电源后，根据语音提示操作即可。胡大一表示，AED是高度自动化机器，它可以识别出是不是室颤，如果测到极快、极不规则的心率，它就会（提示）放电。AED机器误放电的几率很少，非常安全有效。
虽然AED是个傻瓜型的机器，但是面对突然停止心跳的危重患者，即使AED唾手可取，又有多少人敢用这个设备对病人实施电击急救呢？这也是AED应用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，尤其是在平时对AED无宣传、对民众基本无培训的情况下。而我国2011年至2015年，红十字会系统应急救护培训普及率仅有1.5%左右，参加过AED使用培训的人更少。
郭建阳指出，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保障条款，如果施救成功，那么皆大欢喜都没有问题，如果一旦救护失败，被救的人员死亡或者是其他不好的结果，施救者都会担心会被追究法律责任，这是很大的瓶颈。
这个瓶颈的确困扰了很多人。有些公众场所虽然配置了AED，但是一说到用，大家仍心有疑虑。
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志东说：“有的人觉得我们培训的对象毕竟是没有医学基础的社会大众，这些人群培训了以后，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和矛盾如何处理？现在专业人士和患者之间都有一些医患纠纷和矛盾，这是社会的一种现实。”
种种疑虑，容易理解。因为我国现有法律、法规不保护使用AED救治猝死者的行为，而这也是AED在国内配置少、应用少的第三个重要原因。
到底该不该见义勇为、紧急施救，201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《民法总则》中一项被称为“好人法”的条款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疑虑。《民法总则》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“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”，它将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。
“好人法”为紧急施救的人提供了法律保障，但是AED只能医务人员使用的紧箍咒如果不解除的话，面向公众使用的AED要想广泛推广，依然面临法律的风险。为了让面临猝死威胁的人有更多生还的机会，社会还需要做很多。
胡大一认为：“法律是一个重要保障，但我觉得还需要，社会应该更多包容宽容这些，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一个敢站出来，来救助患者的人；要宽容失败，不可能都成功。我们要增多配置、加强培训，我觉得从立法到社会宽容，要形成系统社会环境，才会让更多生命得到救治的机会。”
心源性猝死的急救，是一场和死神赛跑的战斗，分秒必争。但是AED作为有效的急救工具，却成了尴尬的存在。目前中国在应急救护方面，面临的尴尬是：比起“不会救”，更大的问题在于“不敢救”。记者调查发现：一是配置AED的城市和公共场所不多，二是即使配置了，也存在没人敢用的尴尬。要想推广AED，不仅仅是配置AED设备的数量问题，更重要的是配套的公众培训，让更多的人“会用”。而“敢用”的问题，则需要政府推动，扫清法律障碍，让见义勇为的急救不再尴尬。
内容来源：2017年08月22日，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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